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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出版暌违十年的新作《应许之地》。他回忆了一路成长直至第一任总统任期内的故事，试图回溯当今美国政治分裂的源流。

每位美国总统的任期结束之际，他们的政治遗产都在对手和民众手中反复掂量。“特朗普主义”的疑云仍未消散，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新书《应许之地》（A Promised Land）便刷新了企鹅兰登书屋的历史首日销售额，还有望成为史上最畅销的美国总统回忆录。

源自希伯来圣经的“应许之地”，蕴含着千百年犹太人重建家园的信念；而对非裔美国人而言，它是在新大陆实现种族平等的希冀。马丁·路德·金在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我已到过山顶》（I Have Been to the Mountaintop）中，仿佛在用它预告命运——“我已经看到了应许之地，我可能无法同你们一道了，但请相信，我们的族裔终将抵达”。第二天，他便遇刺身亡。

奥巴马的“应许之地”，也寄托着他的热望与失意。在新书发布前一天，奥巴马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王牌节目《60分钟》的采访。他说，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对美国人民仍然有信心，即使一生都无法达成理想，即使一路失望，终有一日能够建立更完美的联盟。奥巴马补充说：“不是一个完美的联盟，而是一个更完美的联盟。”

《应许之地》（A Promised Land，2020）

新的理解和争论不断出现，只有时间可以证明政治人物的遗产，这也是总统回忆录的重要意义——它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决策内幕与人物心理，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彼此和轮替。而奥巴马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历史上最懂得运用言辞力量的美国总统之一。十多年前的两部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和《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协助他阐述主张并成功当选。卸任后，他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妻子米歇尔的回忆录《成为》（Becoming），也随着女性运动高涨而洛阳纸贵。在特朗普执政四年后，人们更期待奥巴马会如何重述他的政治理念。

这本新书也提醒我们，奥巴马的崛起曾是多么惊人。他在2000年竞选联邦众议员失败后，一度打算退出政坛；四年后，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却一炮而红，自此一路登顶。在《应许之地》里，奥巴马回忆起他的第一次总统大选，数以百万计的农村白人宣称“他们正在考虑为黑人投票”，民主党最终出人意料地囊括爱荷华州、俄亥俄州。人群欢拥着说，“种族不再是问题！”

奥巴马以“美国联合”的旗号出道竞选，把自己作为美国多元色彩的象征。他出生于夏威夷，母亲是来自堪萨斯州的白人，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奥巴马的一部分童年在印尼度过。他在2004年那篇著名演讲《无畏的希望》中表达的主题，是美国给了他这样背景的人寻求梦想的机会，而他立志成为融解政治和种族分歧的桥梁。

2008年的奥巴马在演讲。图片：Getty Images

“在其他任何国家，我的这一番人生都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奥巴马说，强调自己复杂的种族血脉，正是呼吁美国民众团结的最好象征。“不存在自由派的美国和保守派的美国之分，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他说，“没有黑人的美国、白人的美国、拉美裔的美国和亚裔的美国之分，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

《应许之地》记录了这些无限乐观的词句，另一面则是接踵而至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奥巴马孜孜不倦地提醒人们要相信历史的进步。他在序言中说：“如果我们（在2020年选举中）能够获胜，那意味着我并不孤单，不只有我一个人认为世界不一定冷酷无情——强者掠夺弱者，不可避免地退回氏族和部落时代。”

右翼新势力登场

刚出版的《应许之地》只是全新回忆录的上半部分，奥巴马在书中重提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回顾他是如何从一名抱有学术偏见的青年逐步成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又是如何从芝加哥的社区志愿者走上政坛，最终当选为总统。这本768页的回忆录暂时停在了2011年初，奥巴马决定击杀本·拉登的时刻。他原本打算用一年写完一本500页左右的书，但上半部分已经花费了三年多的时间。

《应许之地》的重头戏，是奥巴马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故事。此时，经济危机与改革是美国的中心问题。书中记录了立法斗争的大量幕后细节，例如医保改革的成功和气候立法的失败。奥巴马称自己想用故事来讲述这一切，不愿将背景变成讨厌的脚注或尾注，不愿像在办公时处理文件一样，用大量的经济数据去解释动机。

2016年1月19日，佩林到爱荷华州立大学支持特朗普竞选。图片：AP

奥巴马撰写《应许之地》的初衷，是寻找当前美国政治分裂的源流。他认为，共和党的民粹转向是最显著的趋势，前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便是特朗普的前身，她获得2008年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意味着极端右翼的登场。奥巴马说：“与麦凯恩（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集会相比，当时佩林的集会体现了某种极端的兴奋。我认为这暗示着，身份政治、本土主义和阴谋论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奥巴马看来，麦凯恩是共和党体制的老人，选民渴望改革的意愿让他在民调中苦苦挣扎，他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面孔来盖过主张变革的奥巴马。按照麦凯恩的顾问回忆，当时的佩林还是一名民粹改革者的身份，与后来的她完全不同；正是佩林的崛起，为后来的政治家提供了模板，改变了整个政党和国家的面貌。

奥巴马写道：“从佩林身上，我看到长期潜伏在共和党边缘的黑暗力量——仇外、反智、偏执的阴谋论、对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反感，正重返舞台中心。”奥巴马觉得，麦凯恩希望与激进派系划清界限。在书中，奥巴马记录了一个难忘的时刻，当两位候选人站在参议院等待表决时，麦凯恩向他坦言，自己不能忍受共和党的很多“疯狂”行为。

接着，奥巴马提及了2009年因反对经济刺激而生的右翼茶党运动。他认为，茶党的反税收、反法规、反政府宣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的基本叙事是腐败的自由派精英劫持了联邦政府，剥夺劳动者的果实来充作福利和奖励亲信；但茶党从来不是自发、基层的运动，背后有一批亿万富翁在精心培育以维系特权，其中就以科赫兄弟和他们设立的“美国繁荣”（Americans for Prosperity）等组织为代表。

《金钱暗流：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

简·迈耶 著，黎爱 译

新星出版社（2018）

不过，根据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其学生瓦妮莎·威廉姆斯（Vanessa Williamson）的研究，茶党中其实存在许多自给自足的草根团体，虽然他们与代表议政的上层精英诉求并不一致，例如希望维持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险；但在与共和党的碰撞中，茶党的主张和行事风格逐渐改造了后者。

奥巴马也承认，民粹的兴起存在许多现实的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和中低收入白人的收入长期停滞，失去了提供安稳退休的稳定蓝领工作，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经济危机让去工业化的社区陷入空洞。人们认为，政府在利用他们，公民的身份被剥夺。这种愤怒和沮丧感非常强烈。

他所不能接受的是其间泛滥的阴谋论。佩林等人利用民众的怨恨，兜售谎言与族群分裂。而茶党草根成员大多不直接观看政策内容本身，而相信一些没有根据的谎言——例如奥巴马是出生在肯尼亚的穆斯林，政府持续不断地加税。这些手法后来被特朗普运用到社交媒体策略上，民众逐渐不再信任具体的事实，甚至不再相信科学。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分辨真假，那么从定义上讲，观念市场是行不通的。我们正在陷入认识论危机。如果您非要说，气候变化是自由派的恶作剧，南极洲和格陵兰岛的冰川照片都是假的，那我（这个总统）又能做什么事呢？”奥巴马对《大西洋月刊》说。

“或许没有远见”：我不是革命者，而是改革家

奥巴马不讳言，美国总统的职位是孤独的。一旦担任总统，他就比一名普通公民有了更多的言论限制，例如不能对一些其他国家的行为发表强烈的个人观点；他也不能再坐在公园里吃三明治，还得担心工作繁忙引发婚姻危机；即使卸任以后，他也必须谨慎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因此，他在新书中承认，自己在讲述事实时，可能有些“过于温和”。

奥巴马的施政，至少与他光明宏伟的选前演讲大相径庭。上任伊始，他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便遭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否定。而他迄今保留的最大政治遗产《平价医疗法案》（ACA, Affordable Care Act），剔除了最关键的“公共选择计划”，离最初设想相差甚远。前副总统拜登觉得它有重大的扩展空间，左翼进步领袖桑德斯等人则认为应直接废除，由《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替代。即便如此，在2010年众议院的投票中，这项残缺法案仅以219票对212票艰难通过。而在当年底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便输掉了众议院多数党地位。

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签署《平价医疗法案》（ACA）。图片：AP

“人们总是以为野蛮粗鲁就会做成更多事，我记得支持我的人总在失望，至少在知识界是如此。他们把我和林登·约翰逊作比较，”新书出版前，奥巴马告诉《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弗里·哥德堡（Jeffery Goldberg），“他们说，虽然约翰逊是个混蛋，但他通过了《投票法》。奥巴马，这就是你需要做的，你太和善了。”

奥巴马觉得，人们忽视了如今选举政治的艰难。约翰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做成事，关键是有选票。而他不会在电梯里拽着别人的衣领，或者用一些卑鄙的手段，迫使别人做某些事。奥巴马上任后，曾邀请众议院议长博纳等政见不同者到白宫饮酒。他与公共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会面，实际上是由保守派参加的，那是就职典礼前，他邀请了一批保守派知识分子，如《华盛顿邮报》的查尔斯·克劳特汉默（Charles Krauthammer）和《纽约时报》的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问题不是我没有向共和党表示足够的诚意，我会邀请他们参加所有活动，电影之夜，国宴，戴维营，无论是哪个。”奥巴马说，“问题是，他们发现妖魔化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只要选民相信，他们就有动力这样做。”

他在《应许之地》中写道：“当我回想起那些早期谈话时，很难否认我的自负。我坚信，医疗改革的逻辑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即使面对有组织的反对派，我也可以争取美国人民的支持。其他重大举措，例如移民改革和气候变化立法，可能更难在国会通过。我认为，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项目上取得胜利，是我们为其余立法议程建立动力的最佳途径。”

奥巴马说，他对医疗保健的兴趣甚至超出了政策范围。每当遇到一位为生病的孩子而努力挣钱的父母时，他都会想到自己带着三个月大的女儿萨莎到急诊室被确诊为病毒性脑膜炎时的感受，想到那些因为不想背负沉重债务而只能选择放弃治疗的人。在众多评论家看来，奥巴马聊起这些家庭故事的时候，要坦诚和舒展得多。

2017年2月7日，美国丹佛市，保卫奥巴马医保游行。图片：AP

在阐述政策理念时，奥巴马则更加克制与纠结。推行医保改革之初，奥巴马曾希望对制药和保险业采取强硬手段，但最后仍然选择了和解。他也拒绝了一些左翼人士的银行国有化以提振经济的建议，担心这样会“对社会秩序施加暴力”。最受进步人士诟病的，是他在就职之后立即向华尔街金融机构提供救助，而没有趁机改造经济体制。但奥巴马表示，即使重来一遍，他还是更担心陷入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萧条，只要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就足够了。

“有更多革命精神的人可能会回答，所有这些都是值得的。”奥巴马写道，“我上任的头几个月，就明白了自己政治性格的底色。我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改革家，性情保守，或许没有远见吧。”在哈佛大学黑人教授亨利·盖茨事件中，奥巴马谴责白人警察的逮捕行为“愚蠢”，同时指出教授可能反应过度，继而安排两位当事人共同到白宫饮酒。奥巴马本以为自己的思路比简单的黑白故事更人性化，但结果是，左翼认为他在种族问题上过于中庸，白人选民的支持率更是出现他任期内最大幅度的一次下降。

遗失的美好：社区精神与共同事实

奥巴马声称，他对保守主义的某些认同，是堪萨斯州的一面，属于抚养他长大的外祖母的一面——务实，一丝不苟。外祖母的影响使奥巴马即使在最革命的年纪，也仍然重视良好业务的价值，并对“过分宏大的要求”缺少兴趣。

在最近的访谈中，他表示，保守派或民粹派同样拥有高尚人物。像大萧条时期的休伊·朗（Huey Long）那样植根大地的传统民粹主义者，深刻了解他们周围人民的生活，但特朗普根本不屑于普通人，无法代表美国的传统男性气概。

“我想到了美国文化中的经典男性英雄：约翰·韦恩斯，加里·库珀，吉米·斯图尔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等。他们忠于自己的言行，承担责任，从不抱怨，不仅不是恶霸，实际上还在保护弱势群体免受恶霸侵害。”奥巴马认为，世界各地都存在民粹主义，但如今特朗普不过是在复活一种名流真人秀的价值观——把富有写在脸上，不成功即失败。

“我很同情一部分保守主义者，因为我不是一个物质主义者，我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我认为，在金钱以外还有很多其他事情，例如宗教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精神，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集体意识，而这很重要。”他告诉哥德堡。

2008年1月3日，奥巴马在爱荷华州巡回演讲，和家人一同出现。图片：AP

奥巴马曾两次在白人比例很高的爱荷华州获胜。他把这归因于一去不复返的社区年代。在《应许之地》中，他回忆自己进入文化保守的乡镇，去做一个正派、有礼貌的人，直接和人们讲故事，并得到他们的尊重。爱荷华的人们让他想起自己的外祖父母，感受到华盛顿所没有的爱。在他首次当选的年代，这种宣传方式依然可行。

他特别提到当时的社区媒体氛围。也许当地的报刊亭老板是一位保守派人士，不喜欢税收，对自由派的议题也没有兴趣。但这个人可能会在当地的小报上刊登评论，认可奥巴马是一名体面的人。紧接着，当地的电视台也会开始报道。而这些今天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交媒体上的两极化信息。

除了这种社区性的联结，奥巴马认为，当前同样缺乏一种共同的、基于事实的叙述。今天美国不再有一位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来播报肯尼迪遇刺的悲剧，他不会用五角大楼的口吻来讲述越战问题。今天不再有权威声音可以说服早已形成固定偏见的人。

但奥巴马仍然信奉某种进步论，他相信，比起一千年前，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这也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关于删去医保计划中的“公共选项”，他在书中辩称，即使《民权法案》和“罗斯福新政”的福利政策也不是一蹴而就。此外，他认为人类的进步有赖于和不同观点的交流碰撞。在这方面，奥巴马指出，华尔街生活着一群沉默的人。他们努力工作，遵守秩序，但对其他人的生活从来不感兴趣，一心想着自身如何更加富有。而他尤其希望，《应许之地》能够帮人们多理解一点那个不太透明的政治世界。

“美国例外”

《应许之地》维持着审慎乐观的基调，尽管不时也透露出压力和沮丧。今年11月，奥巴马特意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自述，“我可以肯定，我还没有准备放弃美国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为了子孙后代，也是为了全人类。”他继而声明，美国是世界第一个建立大型多民族文化的民主实验地，这不是历史的偶然事件，而世界注视着美国能否克服当前的全球危机。

尼日利亚作家、《美国佬》（Americanah）作者奇马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在《纽约时报》评论道，奥巴马的文句细腻优美，他有一种诗意的语言，可以把所有批评最终变成优雅而振奋人心的辩护。他会宣称，美国人在世界上的失败不是简单的失败，“那些人抱怨美国的国际角色，我们却依旧维持体系的运转”。阿迪契说，从这个意义上看，奥巴马是美国例外主义的真正信徒。

不少传统政治科学家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发展成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因为它能兼纳左右立场，尊重多元价值。但早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经济学人》前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执行编辑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就在合著的《右翼美国：美国保守派的实力》（The Right Nation :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中提出，二战以后，美国式的保守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超越了左右阵营的界限。它根植于美国的地缘环境和政制体系，糅合实用主义、爱国色彩和多元文化，最终塑造为“美国例外”的独特优势和民众认同，继而影响美国一系列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The Right Nation: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 (2005)

John Micklethwait, Adrian Wooldridge

因此，不仅执政者相信美国在为世界提供了最独特的制度体系和经济动力，美国国内的一大批优势人群也不愿接受改变，更愿意过自由优于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认为，美国一直如此“例外”，而在民权运动前，曾有一个更加淳朴稳定的社会。

奥巴马在多次访谈中提到，担任总统期间，没有任何事比2012年12月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更令他感到震怒和失望。他竭力希望推出法案禁止军用攻击性武器，却无法在国会通过，Breitbart等极右翼媒体甚至否认枪击事件的存在。他为这种不作为感到“恶心和惊骇”，认为这是离“应许之地”最遥远的事情。而经历了弗格森事件、查尔斯顿枪击案后，奥巴马在执政后期更加鲜明地表达关于种族议题的态度，抨击两党间的仇恨和猜疑。

阿迪契希望奥巴马可以在书中更直白地反对种族歧视事件。虽然他的爱荷华支持者说过“考虑投票给黑人”，但这只是最起码的关注。她说，奥巴马其实有很好的理解能力，但因为独特的血统和历史，他习惯作为和解的中间派，宁愿留下可能激怒他人的、未被言说的事实。奥巴马沿袭的一套说法——是政客们阻挠改革，蒙蔽了白人工人阶级，把他们在经济上的沮丧情绪转嫁给有色人种，阿迪契觉得这是在放弃责任，回避本质的种族主义行为。

失意的政党领袖

其实在当选总统前，奥巴马的任职风格和决策方式曾深受知识分子推崇，他接受过最精英的学院教育，时刻以进步改革者自居，同时拥有“执著，经验主义，怀疑简单答案”等品质，能够兼纳保守派的主张。但在众议院失去多数席位后，他的平衡术无法赢得更多的政治支持。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利安·泽利泽（Julian Zelizer）在2017年出版的论文集《巴拉克·奥巴马总统》（The Presidency of Barack Obama）中认为，奥巴马可以带众议院议长博纳玩尽可能多的高尔夫球，喝尽可能多的波旁威士忌，但这没有任何用处，民主党在他任职期间丢掉了国会和州议会的1000多个席位，他和这些议员没有足够的交流。“奥巴马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决策者，但并不是成功的政党建设者。”泽利泽说。

在论文集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教授埃里克·劳奇威（Eric Rauchway）则对奥巴马的议会失利提出了不同看法，奥巴马的失误是选择了不恰当的经济复苏计划。他第一次当选总统时，本可以利用当时的政治资本实施更大力度的调控手段，但他听从了明星经济学家、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建议，选择更加平稳缓慢的复苏，并把重心转向推动医保改革，这是冒险的赌博。虽然复苏办法确实有效，但人们觉得，他的经济方案只有利于华尔街，致使共和党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轻松获胜。

奥巴马投资的纪录片《美国工厂》，获得第9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经济危机过后的美国铁锈带，中国福耀玻璃接手了废弃的通用汽车工厂。该片讲述了这家工厂下的中美劳工故事。

当法律途径遇阻，奥巴马转以签署行政令的方式推行气候和移民改革，而这些文件在特朗普上任后被逐一推翻。奥巴马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民主党的竞选活动上，却没有及时地更新民主党内的年轻力量。卸任后，他才开始大力支持培育年轻社区组织者的活动，甚至直接挑战既有制度。如今年7月，他在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约翰·刘易斯的葬礼上，呼吁恢复2012年取消的投票权法案，废止种族主义时代遗留的法规。

奥巴马在任时的处事策略，可能有比渐进立场更深层的考虑。布鲁金斯学会公共管理中心主任伊莱恩·卡马克（Elaine Kamarck）曾指出，奥巴马更关心具体政策，不太愿意参与政党间的斗争；而且，他似乎在效仿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有意保持和政治的距离，以形成总统“高于政治”的形象。但是，政策的可持续推动仍然依赖政治基础，如同艾森豪威尔没有转变“罗斯福新政”的轨迹一般，奥巴马的做法未能扭转保守、反对大政府的时代浪潮。

黑人总统的“后种族”幻象

11月20日，《政治人》杂志（Politico）创始主编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发表了一篇《应许之地》的书评。他提到，奥巴马在改革雄心受阻后，被迫转向渐进式道路，似乎很想在回忆录里仔细地解释这一切，致使这部回忆录的篇幅一再扩大。

哈里斯说，奥巴马不仅在当作家时花了很多时间徘徊思考，他做总统时也喜欢这么做。奥巴马确信，如果他能充分说明自己的睿智、尽心尽责，以及对不同观点的敏锐洞察力，人们就会同情地看待他所做的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

文章还指出，奥巴马喜欢展现自省和反思精神，有时反而显露出些许自身的优越感。哈里斯打了一个比方，奥巴马批评自己演讲时有时过于注重细节，就像被要求形容缺点的人说，他们对标准不是那么高的同事不够有耐心。而奥巴马还几乎总是表示，他理解那些批评他观点的人。

以谨慎看待全球化的保守派为例，在他们眼中，奥巴马不过是一个温和的威尔逊主义者，他试图扮演加速人类互联的角色，提倡人人相互理解，却破坏了私人生活的边界。那么，奥巴马联合美国的形象是什么呢？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能意识到，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非裔面孔的总统。

塔纳哈希·科茨。图片：CFP

美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塔纳哈希·科茨（Ta-Nehisi Coates），以撰写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文章著称。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他出版了文章结集《我们曾执政八年：一个美国的悲剧》（We Were Eight Years in Power: An American Tragedy），认为奥巴马当选首位非裔总统的意义永远不会磨灭，甚至可以因此跻身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他的履历和家庭可能难以复制。

科茨坦陈了对奥巴马作风的疑虑。除了政治生存的压力外，奥巴马总是呼吁人们相信美好，强调政治家的责任，在意公众面前的形象，不愿意在工作中带入种族歧视的假设。他小时候，白人母亲就告诉他，黑人很酷；外祖父还把他介绍给黑人民权作家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Frank Marshall Davis）。科茨觉得，奥巴马认识的第一批白人是体面的，而那个年代很少有黑人能够像他一样幸运。

奥巴马说，的确可以提出有力的论据，证明数百年的歧视造成了不同种族在财富、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的差距。他同意对奴隶制受害者提供赔偿，以反对显而易见的白人至上主义；他也认为抗议是保持清醒的必要手段，但他自己还是更倾向于建立共识，因为具体的事件很难被某几个特定标签定义。他希望将反对压迫和歧视的信念置于每个人的心中，因为这套自由主义的制度共识会建成一个更好、更团结的美国。

印度左翼作家潘卡伊·米什拉（Pankaj Mishra）认为，美国两党编织了一个残忍的谎言，便是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所说的，“在政府看来，美国只有一个种族，就是美国人”，似乎美国已经解决了制度本身的不平等。实际上，新的、潜藏的种族隔离手段取代了传统、公然的种族隔离制度，“无种族意识的平等”和“自由的竞争”的社会意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型。它催生了反向的种族歧视感——大量黑人仍在生活中被排挤，白人却觉得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米什拉在《为什么白人喜欢我写的东西？》（Why do white people like what I write?）中说，奥巴马的当选，其实是美国统治阶级营造的“后种族”幻象，奥巴马本人可能并不理解黑人同胞们的生活。他是最优越的1%，是新富阶层推出的代言人，更喜欢听从东海岸传统政客（包括前述的萨默斯）的意见。而为《大西洋月刊》这类主流杂志工作的科茨，之所以受到白人自由派的追捧，是因为后者对奥巴马这位非裔总统背后种族的有限好奇。这类进步表象遮掩了帝国制度的剥削本质，而美国社会的撕裂最后被简单地归责到所谓“愚昧”“落后”的一部分人。

中庸道路能否接续

奥巴马本人，或许是全身心地信奉美国价值，安于成为一个团结的符号。就像他在《应许之地》序言中所讲，他不希望退回一个氏族和部落时代，这大概与他的童年认知紧密相关。在《我父亲的梦想》里，他回忆起后殖民时期肯尼亚的部族纷争是如何破坏他父亲的生活，而部落主义是他眼里中东问题无法消除的根源。他说自己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强调宗教精神的现代批判，而后者正是美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外交政策上，奥巴马声称一直仰慕前总统老布什，赞赏后者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布什迅速结束了冷战，巧妙解决了海湾战争，建立了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奥巴马主义（Obama Doctrine）设想的“全球美国”，既有的应对方案是主线，再由他做一部分即兴发挥，加入多边主义的谈判和较量，且不放弃适时实施武力干预。

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1989年马耳他峰会。图片：AP

2009年，全世界注视着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这位年轻、政治进步的黑人新总统。当时奥巴马仅上任不到9个月，美国仍身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他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为了什么？”而后，他在和平奖的获奖感言中表示，需要用新的角度理解战争与和平，维护必要时刻的战争权。这一点，早在2002年10月的一次芝加哥反战集会上，奥巴马就曾表态：“我不反对所有战争，我反对愚蠢的战争。”

在《纽约书评》前主编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看来，“美国例外论”的延续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取得的道义高地密不可分，奥巴马的内政外交，是要继续维护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而特朗普从全球撤退，恰恰违背了近几十年的美国例外主义，是将例外主义中的保守传统与民粹力量合流。这种策略反而激发了众多美国人的内心认同。

如前所述，奥巴马的政策说理，远大于情绪的铺陈。他在书中回忆，2008年夏天选择搭档拜登时，觉得这位来自特拉华州的参议院“并不总是有自知之明”，两人之间“不能有再多不同了”，但后来他发现了拜登对工人阶级的亲和力，以及外交方面的专长。

《应许之地》的下半部，将更多地讲述奥巴马任期内的重大国际活动，如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的军事行动，2014年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015年签订《伊朗核协议》，以及《巴黎协定》等全球性议题的多边合作；而美国国内，民主党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再次失去参议院，奥巴马的施政更加左支右绌。要在这一部分阐明一套可持续的政治理念，将更加不易。

哈里斯最后仍然给出一个略微上扬的评价：奥巴马在愤怒的身份政治与理想社会之间的中庸立场，他对多元世界的设想，或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成为一笔重要的政治遗产。就像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主义思想，最终是由继任者塔夫脱和威尔逊落实为具体政策。

奥巴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在自述中写道：“如果我对未来还有希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学会了相信自己的同胞，尤其是下一代同胞。他们也许永远不会完全相信自己，但他们对人人平等的信念似乎是天生的……年轻人比其他任何人都适合来读我的书——邀请你们再次改造世界。”

（参考资料来自《大西洋月刊》《伦敦书评》《政治人》《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纽约客》《页岩》等。）

题图：2008年8月27日，民主党全国大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与副总统候选人拜登。图片来源：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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